為國家寫史，為人民立傳，為時代明德。改革開放以來，新中國史研究編纂在慶祝新中國成立30周年和學習貫徹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精神中迅速興盛起來，在推進大型叢書《當代中國》編纂中一步步走向繁榮發展，特別是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黨史學習教育、“四史”宣傳教育中開拓新局面、再上新臺階。2022年12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致國史學會成立30周年賀信中指出：“牢牢把握國史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不斷提高研究水平，創新宣傳方式，加強教育引導，激勵人們堅定歷史自信、增強歷史主動，更好凝聚團結奮斗的精神力量，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新貢獻。”2024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年，新中國史研究編纂又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值此之際，朱佳木研究員《論中國當代史與當代史編研》一書出版問世，有力推進了新中國史研究編纂“三大體系”建設。

新中國史發展的階段性與連續性的統一 

　　新中國史，在史學意義上又被稱為“中國當代史”。根據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的歷史認識論，該書對什么是新中國史作出定義性的判斷。作者認為，新中國史是中國歷史的自然延伸，是正在行進并且不斷向前發展著的中國斷代史，是中國歷史的現代部分或當代部分，即中國現代史或中國當代史；同時從史學學科研究對象和范圍上，強調應統一中國歷史階段劃分的標準，將中國近代史的上下限由原來的1840—1919年改為1840—1949年，并將中國現代史的起點由原來的1919年推遲至1949年。在這個前提下，再把中國現代史與新中國史、中國當代史合并，統稱“中國現代史”，也可以稱“國史”或“中國當代史”。

　　判斷新中國史的分期問題，是新中國史研究編纂的一個認識前提。作者主張從經濟社會發展道路或目標模式的角度觀察和劃分歷史時期，特別強調應將1949—1952年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1953—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放在一起，作為結合中國實際學習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時期，或者說是以蘇聯建設道路為目標模式的時期；將1966—1976年的“十年‘文革’”、1977—1978年的“兩年徘徊前進”同1956—1966年社會主義“全面建設的十年”放在一起，作為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時期，或者說是要突破蘇聯模式，試圖把計劃經濟、政治和群眾運動，作為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模式的時期。作者的這一分期，深化了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各個階段內涵與特征的認識。

　　與之相聯系，明確什么是新中國史研究，需要弄清楚其與中共黨史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研究之間的關系問題。作者認為，這個問題不弄清楚，不僅影響人們對新中國史研究內涵的理解，甚至會引起人們對新中國史研究必要性的懷疑。由此，作者從研究角度、范圍、重點與方法等方面對新中國史研究與中共黨史研究的學科關系進行了深刻闡釋，指出二者各有其學科屬性、研究任務和社會作用，是誰也代替不了誰的。

新中國史發展的主線、主流 

　　新中國史研究編纂，就是要深刻反映和揭示新中國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認識黨情國情世情，以史為鑒，資政、育人、護國。其中，對于新中國史發展的主線，作者認為至少有三條，即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爭取早日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維護中國的國家安全、主權和領土完整。作者強調，在這三條主線中，第一條最重要，但它代替不了另外兩條。這三條主線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共同影響和左右著新中國史的發展。

　　在什么是新中國史發展的主流問題上，作者認為，關鍵在于如何看待改革開放前的歷史，特別是辯證分析那段歷史中發生的失誤和錯誤。作者強調，改革開放不是在舊中國滿目瘡痍的基礎上進行的，而是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改革開放前的建設成就與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作者研究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問題，認為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或者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都是錯誤的。只有這樣認識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才能全面評價新中國的歷史，準確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本質特征，從而增強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決心和信心。

　　新中國史研究編纂的落腳點是科學總結新中國史發展的基本經驗、規律與特點。對于歷史經驗，作者認為，既要用人們今天達到的認識高度分析，又要把它放到特定歷史條件下分析。在新中國史經驗研究中，既要研究新中國不同時期的經驗，又要把各個歷史時期的經驗聯系起來；既要研究新中國各個領域的歷史經驗，又要從宏觀層面對歷史經驗做綜合研究；既要研究新中國歷史中的成功經驗，又要注意對失誤和挫折的教訓進行研究；既要用今天的眼光研究新中國歷史的經驗，又要把經驗放到特定的歷史條件下。

新中國史研究編纂通史性與專題性相結合 

　　新中國史是一部歷史，而且是一部正在發展著的歷史。作者既注重從整體上貫通性地研究新中國史，又著力于新中國史中若干專門史、重大專題史研究。

　　關于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提前過渡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抉擇，作者認為黨之所以做出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抉擇，主觀上是為了加快中國工業化的發展速度，客觀上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從蘇聯方面得到了援助中國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承諾。決定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一方面是為了適應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需要，另一方面則是為了回應蘇聯對中國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援助。作者強調，今天回頭看這段歷史，不能不承認，這個決定是出于抓住當時國內國際有利時機的考慮，力圖通過優先發展重工業迅速提高中國的社會生產力。

　　作者不僅從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國內與國際相結合的角度研究新中國史，而且善于用舉例的方式把新中國歷史經驗貫通起來加以總結，認為這種方式可以用“上下” “左右”“長短”“多少”“虛實”“表里”“快慢”“革守”16個字概括。這就是關于如何處理上級與下級、中央與地方、政府與群眾的關系，處理帶全局性問題時出現的“左”與右兩種傾向的關系，處理人口大多數與少數群體之間相互利益的關系，處理思想、政治、文化等精神文明建設與物質文明建設的關系，處理黨和政府治國的政策、策略與黨和國家發展方向、重大戰略、基本理論之間的關系，處理經濟建設和各方面工作問題時要求過急與要求適度的關系，處理變革、革命、改革與堅守、繼承、穩定之間的關系。

　　在新中國史研究編纂的學科建設上，作者還強調要加強社會史學科研究、口述史學科建設，高度關注和緊密結合歷史與現實的社會問題，通過開展口述史拓展研究視野。對于編史修志，作者認為，二者有共同的起源和相同的傳統。志書述而不論，不等于志書沒有立場、觀點，只不過是修志人把立場、觀點寓于記述之中罷了。國史有論，論要據志。史志攜手，服務社會。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