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史研究學術史專題

　　［編者按］“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學術史是學術研究的歷史，是對學術研究進展的及時反映，是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當代中國史研究》自創刊以來，秉持“研史通變，資政育人”的辦刊方針，密切關注當代中國史研究學術前沿，積極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深入探討治國理政歷史規律，科學總結當代中國成功經驗，先后共刊發各類學術文章3000余篇，及時反映了當代中國史學術研究的進展。為繼續推動當代中國史研究深入發展，繁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本刊特開設當代中國史研究學術史專題，推出系列筆談文章。本期兩篇學術史文章主題分別為近30年來當代中國文化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當代中國文化史研究三題。文章結合新時代新征程國史研究的新任務新要求，系統梳理了其研究進展及存在的問題，有助于準確把握相關領域發展現狀，明確今后努力方向，加速推進國史研究“三大體系”建設，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的國史學科知識體系。

當代中國文化史研究三題

歐陽雪梅

　　當代中國文化史（以下簡稱文化史）是新中國史的分支學科，是從國家的角度研究文化發展的歷史。新中國成立以來，文化建設的理論和實踐不斷拓展著文化的內涵與外延，豐富了文化史研究的內容，推動了文化史研究繁榮發展。文化史研究與時代同行，不斷深化、日漸繁榮。對此，筆者擬圍繞文化史研究的繁榮發展、“三大體系”建設、熱點問題研究這三個主要問題展開探討，以期深化對相關領域的研究。

文化史研究的繁榮發展

　　中國共產黨一貫高度重視文化建設。毛澤東早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明確提出：“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并強調：“革命文化，對于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這一重要論述對文化與政治、經濟的關系做了清晰判斷，揭示了文化的本質，對革命文化（亦即本文所指的紅色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了概括。1949年9月，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對如何發展新中國文化事業做了相關部署，規劃了文化建設與發展的方向。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我國文化建設事業的推進，文化史研究也隨之起步。例如，1954年即新中國成立5周年時，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薛和昉編著的《新中國五年來文化教育的成就》一書。又如，新中國成立10周年之際，1959年9月24日的《光明日報》刊發了丁西林的《以文會友和氣致祥——十年來中外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一文，對10年來中外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做了簡要回顧。與此同時，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還分別出版了國家統計局編的《偉大的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和文化建設成就的統計》、上海市統計局編的《勝利十年：上海市經濟和文化建設成就的統計資料》，這些統計資料雖較好地反映了10年來文化建設的成就，但尚難稱之為嚴格意義上的文化史研究。

　　嚴格意義上的文化史研究是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開始的。20世紀七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給文化發展帶來了空前的活力，激發了國內學者開拓文化史研究的興趣，并于80年代形成了“文化熱”。

　　1979年9月，時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正式提出“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任務。以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為標志，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在經歷挫折后轉入正軌，逐漸被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隨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成為興國之要，文化開始向經濟社會等各領域全覆蓋，其經濟屬性更加得到重視，文化史研究也日益繁榮發展。

　　1982年5月，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喬木出席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的第一次青年社會科學工作者座談會，他在會上倡議：“對建國以來各條戰線的歷史經驗作出有科學價值的總結，編寫若干專著”；“這不僅是為中國現代史的研究積累資料，而且可以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來，用以指導我們的工作”。隨即，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其所屬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提出方案，準備編寫出版一套多卷本的定名為《當代中國》的大型叢書。中共中央宣傳部部務會議討論胡喬木的指示后決定積極貫徹執行，并立即著手組織有關部門編寫并出版《當代中國》叢書。從1983年開始啟動，150卷、1億字、3萬幅圖片的《當代中國》叢書于1998年基本完成，并于1999年6月出版了電子光盤版。該叢書的出版是文化史研究繁榮發展的直接體現，而其中的一些卷冊則更是集中展現了文化史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如文字改革卷、廣播電視卷、新聞出版卷等，均對新中國成立30多年相關領域的進展做了詳細敘述，為之后的文化史研究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專門的文化史研究論著也陸續出版，其研究的系統性、科學性持續加強。其中，1992年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張順清等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史》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成果之一。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強調：“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勵全國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隨即，一大批有關文化史研究的學術專著相繼問世。其中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包括黃楠森等主編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夏杏珍主編的《五十年國事紀要·文化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與此同時，1994年創刊的《當代中國史研究》也刊發了大量文化史研究成果。

　　進入新世紀，面對“告別革命論”“歷史終結論”“文明沖突論”等錯誤思潮，加上我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文化發展面臨著新的嚴峻挑戰，文化建設的戰略意義更加凸顯。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報告強調：“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到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歷史重任。其間，圍繞改革開放30周年、新中國成立60周年等重大紀念活動，文化史研究持續升溫，一大批相關研究成果大量涌現。其中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蔡武主編的《改革發展繁榮——改革開放30年中國文化發展報告》（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版）、張頤武主編的《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文化發展史》（上海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賀少俊等著的《共和國60年文化發展》（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版）等。與此同時，關于電影、新聞傳播等方面的專題性研究成果也大量出版。其中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包括陳播主編的《中國電影編年紀事（總綱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吳廷俊主編的《中國新聞傳播史（1978—2008）》（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等。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面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深度互動的復雜形勢，2014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國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國際國內形勢的深刻變化使我國意識形態領域面臨著空前復雜的情況，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不同文明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進一步凸顯了思想文化力量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戰略地位。”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進一步強調：“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教育文化衛生體育領域專家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內容；推動高質量發展，文化是重要支點；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戰勝前進道路上各種風險挑戰，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提出了“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文化使命。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系列新時代文化建設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形成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科學回答了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新時代文化理論的重大創新有力引領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堅強的思想保證、精神力量和文化支撐。學界對此高度關注，既對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義、價值內核、思想來源、生成邏輯等做了系統研究，也據此檢視、回望歷史，加強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以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等專題史的研究。此外，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前后，學界還對新中國文化建設歷程、成就及其經驗等做了大量研究，推出一大批高質量研究成果，推動了文化史研究持續繁榮發展，其學科主體性日益凸顯。

“三大體系”建設

　　與新中國政治史、經濟史、外交史相比較，文化史研究成果相對較少，其“三大體系”建設起步略晚。

　　以新中國史專門研究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以下簡稱當代所）為例，該所在2001年設立了文化史與社會史研究室，有了一支專門的文化史研究隊伍，并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系（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系）成立后，開始招收文化史方向的碩士、博士研究生，其學科體系日益成熟。

　　在學術體系建設方面，從2012年開始，當代所文化史研究室結合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的開展，多次組織專家就文化史的研究對象和內容進行研討，在前期多年積累的基礎上，經過4年集體攻關，于2016年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史（1949—2012）》（當代中國出版社），2019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該書經修訂后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史（1949—2019）》為名再版，較為系統完整地書寫了新中國70年文化歷程及其經驗；2022年出版的“新時代這十年”叢書之一《新時代的文化建設》（當代中國出版社、重慶出版社）對新時代10年文化建設的偉大成就做了詳細梳理，對其成功經驗做了系統總結。在此前后，包括文化史研究室在內的整個當代所源源不斷地推出了系列文化史研究成果，較好地搭建起文化史研究的學術體系。其中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劉倉的《毛澤東關于新中國文化建設思想探析》（當代中國出版社2015年版）、潘娜的《新中國的第四次文代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歐陽雪梅的《新中國文化建設論略》（當代中國出版社2020年版）、歐陽雪梅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建設》（河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蘇熹的《863計劃的制定與實施》（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等，為文化史學術體系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與此同時，為了解文化建設實況及存在的問題，推動文化史研究深入發展，從2011年開始，當代所文化史研究室每年都會開展國情調研，特別是在2023年還承擔了中共中央宣傳部委托課題“新時代十年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成就和經驗研究”，先后在浙江、江西、重慶、福建、湖南、四川六省市進行調研并提交了調研報告。此外，當代所文化史研究室還于2017年起舉辦每年一次的全國性學術年會，通過學術年會這個平臺加強了學術交流，匯聚、壯大了文化史研究隊伍，擴大了學術影響力，有助于學術體系的建設。

　　在話語體系建設方面，當代所文化史研究室努力作為。例如，歐陽雪梅的《當代中國的文化》（五洲傳播出版社2014年出版、2021年修訂再版）被譯為英、法、俄、西班牙、阿拉伯、波斯文等多種文字，并參加貝爾格萊德國際書展等活動，取得了較好的對外宣傳效果。

　　除當代所外，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文學研究所等，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東北師范大學、湖南師范大學等機構也有不少專家學者開展文化史研究，推出系列研究成果，有力推動了文化史“三大體系”建設。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研究闡釋工程重大項目成果——《新時代中國文化發展報告：走向全面繁榮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版），從歷史的、宏觀的角度開展跨學科綜合研究，從“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守正創新：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偉大飛躍”“根深葉茂：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煥發蓬勃生機”“賡續文脈：推動中華文化的傳承與保護”等多個方面切入形成最新研究成果，全面深入地展示了中共十八大以來我國文化理論和實踐的發展成就。又如，楊鳳城領銜撰寫的《中國共產黨文化思想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23年版）一書，用較大篇幅討論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文化史的發展歷程，揭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相互影響過程及其內在一致性。

　　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隨著大型歷史文獻叢書《復興文庫》“五編”中文化建設的專題文獻成冊并陸續在中華書局出版，續編《當代中國》叢書被提上日程，智慧圖書館、數字檔案館（室）建設，各研究機構對基層和民間資料的搜集、整理（如北京大學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中心先后征集當代文獻史料60余批次，初步整理20多萬頁資料），以及國際間的文化檔案合作出版等，文化史研究的基礎日益鞏固，研究的視野不斷拓展，人才隊伍不斷壯大，其“三大體系”建設成效愈發彰顯。

熱點問題研究

　　近30年來，文化史研究以國家的文化建設為中心，不僅從新中國文化建設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總結新經驗，而且還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對大量熱點問題給予了高度關注，以下三個方面的研究很有代表性。

　　（一）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史的研究

　　2019年4月15日，陳先達在《光明日報》發表《筑牢文化自信的理論和現實基礎》一文，提出：“改革開放40年，中國介紹西方的文化遠遠超過西方介紹中國的文化。中國人對西方的了解也遠遠超過西方一些人對中國的了解”。改革開放40多年來，西方文化概念、理論和方法的引進，開闊了我們的視野，拓展和豐富了我們的研究方法與表現手法，但同時也產生了歷史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主要表現是虛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目的就是要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否定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否定中國共產黨執政文化根基，這是一股極端錯誤的思潮。對此，學界推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史做了深入探討。其中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包括關海寬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研究：經驗·問題與路徑選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王永貴等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與當代中國實踐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張星星的《新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基本確立》（《當代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1期）、侯惠勤的《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建設理論上的創新》（《新視野》2010年第2期）、歐陽雪梅的《新時代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發生的全局性根本性轉變》（《毛澤東研究》2022年第4期）等，這些研究成果從不同角度考察了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建設歷程及其時代價值，呈現了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歷史樣貌，駁斥了錯誤思潮。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文化建設，對堅定文化自信、建設文化強國等做出重要指示批示，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我國文化建設事業繁榮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習近平文化思想正式提出之后，學界對習近平文化思想進行了全面深入研究，充分展現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論創新和實踐魅力。例如，關于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創性貢獻，姜輝認為：“習近平文化思想是內容豐富、內涵深刻、內在統一的思想體系，涵蓋理論武裝、輿論宣傳、思想道德建設、精神文明建設、文化繁榮發展、網絡建設管理、文明交流互鑒等方方面面”；“在重大創新觀點上，提出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以人民為中心的鮮明立場、堅定文化自信、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新的文化生命體、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全人類共同價值、人類文明新形態等一系列原創性、突破性的理論觀點，深刻揭示了文化發展、文明傳承的內在規律，具有極為重要的本體論和認識論意義”。沈壯海則從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角度闡釋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理論創新：“之所以說習近平文化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正在于習近平文化思想在創造性回答當今時代文化之問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原創性成果，并有力引領了新時代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變革性實踐、突破性進展。”

　　（二）對中國共產黨文化觀及“第二個結合”的研究

　　關于中國共產黨文化觀尤其是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文化觀，學界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就多有討論。總體而言，學界對此持肯定態度。例如，張允熠把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結合起來加以分析，認為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鄧小平在“實事求是”、真理標準和“小康社會”等命題上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有機地結合起來。方克立則在《“馬魂、中體、西用”：中國文化發展的現實道路》一文中對中國傳統文化做了綜合考察，認為：“中國文化發展的現實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和發展之路。它的實質內容就是要解決中、西、馬三種文化傳統、三大文化思潮的關系問題,其核心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的關系問題。”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有學者提出：“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共對待傳統文化態度的明顯變化，實際上反映了時代的要求”；“繼承和弘揚傳統優秀文化，對于團結和凝聚十幾億國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其意義不言而喻”。也有學者認為“：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繼承中華傳統文化基因，以馬克思主義文化觀、毛澤東文化思想為理論淵源，站在時代高度，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了系統論述。”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繼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即“第一個結合”）取得巨大成就后的“第二個結合”。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明確指出：“‘第二個結合’，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們黨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的自覺性達到了新高度”；“‘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學界對“第二個結合”做了系統深入研究。例如，王學斌認為，“第二個結合”的提出，經歷了一個從“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到“有機結合”的過程，深刻理解“第二個結合”，需要從文明演進與交融、理論創新與構建的宏闊視野中把握其內在邏輯。又如，臧峰宇認為“，第二個結合”有力破解了現代化進程中的“古今中西之爭”，以交融會通的方式促進了文化“涵化”，筑牢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根基。

　　（三）對紅色文化發展史的研究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奮勇前進的強大精神力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是對源遠流長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是對社會主義革命文化的自信，是對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自信。正如中共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于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熔鑄于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植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對此，學界對紅色文化發展史做了較為充分的研究，形成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例如，有學者認為，紅色文化的歷史演進與中國共產黨的演進歷程同向而行，并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復興進程中發展壯大。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紅色文化，多次強調用好紅色資源、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紅色血脈。2021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首次明確提出并精辟闡釋了偉大建黨精神，強調：“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在長期奮斗中構建起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錘煉出鮮明的政治品格。歷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傳。我們要繼續弘揚光榮傳統、賡續紅色血脈，永遠把偉大建黨精神繼承下去、發揚光大！”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之際，中共中央批準了中央宣傳部梳理的第一批納入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偉大精神，“這些精神，集中彰顯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長期以來形成的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斗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偉大夢想精神，彰顯了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奮斗精神”。加上黨和政府對紅色文化保護與應用的倡導，肯定其政治價值、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紅色文化發展史敘述邏輯與闡釋框架不斷搭建起來。

　　學界關于紅色文化發展史的探究，推進了對一系列基礎問題的闡釋和解答，尤其是關于紅色文化發展歷程的邏輯主線、規律與經驗等基本要素的研討、解析，不僅進一步加深了對紅色文化本質內核的理解把握，而且更加激發了人們對于紅色文化的興趣，從而啟發、鼓舞了當下紅色文化的傳承弘揚和守正創新。有研究統計發現，2000—2018年共出版紅色文化代表性研究著作10部；2009—2017年立項的包含紅色文化、紅色資源、紅色文化資源或紅色基因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7項，其中重大項目2項、重點項目3項。但目前紅色文化發展史研究成果多而不優，還缺乏與厚重紅色文化相匹配的全景式、全程性、全方位的梳理紅色文化發展史的著作，有待學界持續發力，推進對相關問題的研究。

　　此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鄉村振興視野下的鄉村文化建設史、文化體制改革與文化產業發展史等，都是近30年來文化史研究的熱點，囿于篇幅，本文不一一展開。

　　綜上所述，經過近30年來的努力，文化史研究持續繁榮發展，其“三大體系”建設已有一定基礎，尤其是隨著中共十八大以來文化建設戰略地位和作用的顯著提升，文化史研究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亦顯著增強。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明確指出的：“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新時代新征程，持續推動文化史研究，要堅持走好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必由之路，特別是要傳承和運用好“第二個結合”這一重要法寶，堅定文化自信，秉持開放包容，堅持守正創新，開創中華文明發展的新境界。總之，文化思想的不斷創新與文化實踐的不斷豐富，為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這就要求我們增強歷史自覺和理論自覺，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導推進文化史研究的深化，加快建構其自主知識體系，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貢獻歷史智慧。

　　[作者簡介]歐陽雪梅，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學科建設“登峰戰略”資助計劃資助，編號DF2023ZD04。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