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夏秋時節，淮河流域的皖北、蘇北、河南和永定河、大清河流域的河北地區連降大雨并形成一場大范圍水災，洪水泛濫“延綿數百里”，造成耕地被淹、房屋倒塌，給人民群眾造成了嚴重的生命財產損失。對此，黨和政府一方面領導人民積極開展生產自救，另一方面為解決災民普遍缺乏過冬寒衣的問題，開展了一場“歷史上空前地全國人民互助互濟”的寒衣勸募運動。

　　1950年9月18日，皖北蘇北河北河南災民寒衣勸募總會（以下簡稱寒衣勸募總會）在北京成立，以董必武為主任委員，張治中、許廣平、楊立三為副主任委員，在幾個月的時間里便募得寒衣688.75萬余套，災民的寒衣問題基本得到解決。這場運動成為新中國救濟工作“城鄉互助”“自救助人”的“輝煌的范例”，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和新生人民政權的政治威信。對此，有災民感慨道：“毛主席領導的天下真和一家人一樣！”

　　以往學界在研究新中國成立后淮河流域水患以及黨和國家防災救災理論與實踐時，常常以1954年江淮大水治理為起點，對1950年的寒衣勸募運動關注較少，目前僅《中國民政》上有短短一頁的介紹性文字，其余則多將其納入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救濟實踐的一部分加以論述，缺乏深入系統研究。對此，本文試圖通過挖掘檔案等新史料，進一步考察這一運動的背景、經過和特點，以豐富我們對新中國救災工作理論和實踐的認識。

一、寒衣勸募運動的背景

　　寒衣勸募運動的開展與以下兩個方面背景直接相關：一是水災嚴重，受災地區抗災救災能力薄弱；二是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把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放在首位，積極開展防災救災工作。

　　（一）皖北、蘇北、河北、河南等地連遭水災

　　1949年夏秋之間，長江、淮河、漢水各干支流流域和華北地區普降大雨，造成嚴重水災，給當地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帶來嚴重損害。其中，華北地區水災害面積約為3400余萬畝，患水縣共計90個。皖北地區“長江決堤河水泛濫，淫雨成災，安慶分區被淹二分之一，宿縣分區三次水災被淹三分之一，連其他分區被災地畝顆粒不收者1300萬畝”，全區可收85億斤，實收約40億斤，歉收約45億斤，災民共450萬人。蘇北地區“被水淹沒，顆粒不收者，計700萬畝”，全區可收94億斤，實收50余億斤，約歉收40億斤。當年各災區向外逃荒災民前后達200萬人之多，不僅“極易發生病疫，又會耽誤原地生產，擾亂社會秩序”。

　　然而，舊災剛過，又添新災。從1950年6月下旬到7月中旬，淮河流域連降暴雨，超過了1949年和1931年同期降雨量。此次暴雨集中，分布范圍廣，流域內發生了嚴重災情。以皖北為例，自6月26日至7月20日，該地區幾乎天天下雨，其中，正陽關自6月27日至7月19日雨量為286.3毫米，超過1931年雨量的28%。7月6日，淮河洪水暴發，致使流域內“沿淮堤閘漫決，廣大農村大半陸沉”。水災最終造成該地區干支流漫潰82處，共被淹土地約3162.75萬畝，占該地區面積的60%，受災人口998.37萬，占該地區人口的50%以上，死亡4899人，倒塌房屋89萬間。除皖北地區外，流域內的蘇北地區、河南受災也很嚴重。其中，蘇北的“淮陰地區全部淹掉，鹽城區一部受災”，兩地合計淹田938萬畝，完全無收成583萬畝，災民300萬人，受災嚴重者100萬人。河南受災面積達1572.17萬余畝，受災人口約為519.52萬人。

　　與此同時，受降雨影響，河北境內河水暴漲，10個專區中有9個專區86個縣受災，面積約1700萬畝，重災區約800萬畝，“災不僅重，且多系連年受災，人民生活極為困難”。可見，寒衣勸募運動所要應對的災情之嚴重。

　　（二）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救災工作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救災工作。例如，早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晉冀魯豫邊區，邊區政府便在黨的領導下采取“將政府的救濟與社會的互助以及人民的自救完全結合起來，融為一體”的方式，開展了“大規模有組織的群眾性救災渡荒運動”。新中國成立后，這一辦法得到繼承與發展，黨和政府將生產救災作為災區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務。1949年12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以下簡稱政務院）在《關于生產救災的指示》中提出：“災區的各級人民政府及人民團體要把生產救災作為工作的中心”，各級人民政府須組織生產救災委員會，發動與組織人民戰勝災荒；“非災區也應進行節約，發揚友愛互助的精神，幫助災區”。1950年1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在《關于生產救災的補充指示》中也強調要“發動人民互助”。2月27日，中央救災委員會主任董必武在該會成立大會上再次提出：“我們的救災方針是：生產自救，節約渡荒，群眾互助，以工代賑，并輔之以必要的救濟。”在上述工作方針的指引下，全國防災救災工作穩步推進。

　　在1950年汛期到來之前，各級有關部門便已經開始著手開展防汛工作。5月，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召開全國防汛會議，會議根據防洪工程的實際情況規定了各河防汛工作的具體任務，并要求各地以地方行政機關為主體建立統一的防汛機構。6月3日，政務院成立中央防汛總指揮部，董必武為總指揮。隨即，從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建立了統一的防汛機構。截至7月底，全國各主要河流沿岸使用電訊的報汛站共334處，其中直接向中央防汛總指揮部報汛的有68處，設專臺的報汛站40處。6月下旬水患發生后，從中央到地方迅速行動起來，解放軍等各種力量參與了抗洪搶險，對災民進行搶救和疏散安置。隨后，黨和政府又動員組織進行大力排水、補種晚秋，采取了發放糧食、食鹽、燃煤等救濟措施，救災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因災情嚴重，且天氣很快轉涼，籌措過冬寒衣成為迫在眉睫的難題。僅據皖北災區統計，700萬重災民中至少有580萬災民無過冬寒衣。為此，中央救災委員會指定中國人民救濟總會組織災民寒衣募集委員會，在全國各大城市（華東除外）發動募寒衣運動。由此，一場自上而下的寒衣勸募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

二、自上而下深入開展寒衣勸募運動

　　此次寒衣勸募運動主要開展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嚴密的寒衣勸募組織網，二是開展廣泛深入的宣傳動員，三是針對不同人群開展有重點的勸募工作。

　　（一）建立嚴密的寒衣勸募組織網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救災事業區別于舊的荒政的一大特點是具有高度的組織性。1950年開展的寒衣勸募運動有領導、有組織、有重點，離不開當時建立的縱橫結合的勸募組織網。

　　1950年9月18日，寒衣勸募總會正式成立，當即開始勸募工作。因“災民甚眾，需要寒衣既多且迫”，故寒衣勸募總會成立次日即分電各方：“希各大行政區及華北各省、北京、天津兩市救濟機關、群眾團體、民主黨派及各界熱心救濟人士同聲相應，迅速建立寒衣勸募分會，期于兩月內完成勸募任務”。對此，各地迅速響應號召，先后建立了相應的勸募組織。27日、28日，北京市寒衣勸募分會、西北區寒衣勸募分會先后成立。10月初，中南區寒衣勸募分會、西南區寒衣勸募分會也相繼成立。分會之下還有支會等組織。如北京市寒衣勸募分會成立后，各區在其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內成立支會，各支會下分設小組。

　　與此同時，各機關、人民團體、民主黨派等也紛紛建立寒衣勸募組織，以做好此項工作。例如，1950年9月18日，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第三次執委擴大會議閉幕，這次會議通過了《關于皖北、蘇北、河南、河北災民勸募工作的決定》，很快，北京市民主婦女聯合會便于9月29日“組織了婦女界災民寒衣勸募支會”。中國民主建國會（以下簡稱民建）總會發表告會員書，要求各地分會“群起發動”，民建北京分會于9月29日召開各處處長工作會議，積極響應總會號召，組成災民寒衣勸募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除總部成立寒衣勸募委員會外，還分函各地支分部指派專人參加各地勸募工作。

　　此外，寒衣勸募組織還不斷向下延伸，突破了此前“在全國各大城市”進行的要求，在一些中小城市逐漸建立起來，特別是在離災區較近又較為富裕的華東區，一些縣也紛紛成立寒衣勸募委員會。例如，浙江桐鄉成立了縣勸募委員會，爐頭、烏鎮等四個區鎮成立支會，農村各鄉則成立勸募小組。

　　由于勸募工作是“臨時性的任務”，因此不強制要求專門為此成立新的機構。為此，一些單位依托于已有的較為成熟的組織開展工作。例如，北京市工商聯支會決定：“各行業小組為簡化組織機構起見，就救濟基金征收委員會各行業小組之基礎，推進勸募工作”。北京市總工會也決定由“市總直屬各工會由工會去作，不另成立機構，但必須在工會組織中指定專人（或部門）負責勸募工作，并在進行工作時密切與黨團配合”。可見，無論是否重新成立勸募組織，此項工作都是在嚴密的組織體系下進行的。

　　綜上，從縱的層面看，從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建立了總會、分會、支會、小組。從橫的層面看，各機關、人民團體、黨派也分別建立了各自的勸募組織。根據實際情況，一些勸募組織還依托比較成熟的舊的救濟組織。就這樣，一個縱橫結合的嚴密的組織網就在較短時間內建立起來。

　　（二）進行廣泛深入的宣傳動員

　　在嚴密的組織體系下，寒衣勸募運動迅速開展起來，宣傳動員工作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首先，通過會議進行宣傳動員。一般而言，在各級寒衣勸募組織成立的會議上基本都會對災區情況做相應介紹，并做寒衣勸募動員工作。以北京市為例，1950年9月29日，市婦聯召開各界婦女寒衣勸募座談會，由執委張曼筠報告災區參觀實情，得到了大家的同情與支持。第九區支會由最基層的勸募小組召集治安委員、組長座談后“，分別重點召開市民（較富裕戶）會及座談進行宣傳動員”。第六區攤販管理處召集攤販組長會說明災情并做動員，有的組長“回去后便召開攤販小組會”，動員攤販進行勸募。

　　其次，充分利用報紙、電臺等輿論宣傳工具。在寒衣勸募運動期間，《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紙刊發了大量動員寒衣勸募的文章。例如，民建在《人民日報》發表告會員書，希望大家充分發揚團結互助友愛的精神，踴躍捐助寒衣。又如，《光明日報》刊發《一件寒衣萬分友情》等，對寒衣勸募運動做了及時報道。與此同時，廣播電臺也發揮了一定作用。例如，北京人民廣播電臺采用了“有一個通稿，由電臺每天播送”的方法，“使市民都知道了有‘有四省鬧水災，我們應當救濟’這件事情”。又如，著名曲藝表演藝術家魏喜奎等“用大鼓詞的方法，在擴音機上宣傳，或利用廣播電臺進行宣傳動員”。

　　再次，通過文藝創作進行宣傳動員。1950年10月13日，作家李微含創作出鼓詞《夫妻倆獻寒衣》，描述了一對夫妻都想捐獻寒衣，但又害怕對方不同意，最后誤會解開而捐獻寒衣的故事，并號召大家“要學他們的好心腸”。曲藝家李岳南也創作了唱詞《勸募寒衣》，號召大家“舊絮棉被單，衣裳莫惜憐，當仁不讓，見義勇為，不要等明天！”此外，各地還廣泛利用戲劇、漫畫等多種形式進行勸募宣傳，取得了顯著成效。

　　最后，為提升宣傳動員質量，各地還不斷探索豐富宣傳動員工作的辦法。例如，北京市第十六區專門設立了寒衣勸募宣傳周，各學校、工會結合文娛活動進行街頭宣傳，并廣泛使用了街道黑板報等工具。浙江省桐鄉縣則利用各種機會采取黑板報、漫畫、標語等形式向全社會進行廣泛的勸募宣傳，并將捐得多的、好的、早的單位和個人及時予以表揚，從而推動了勸募工作深入開展。

　　（三）針對不同人群開展有重點的勸募工作

　　區別于舊社會一般性的慈善活動，這次寒衣勸募運動是在新生人民政權領導下的人民群眾互助互濟運動。因此它的主要募集對象是“有力量而且熱心救濟的人們”，而“不應只限于重點富戶募集”。同時，為了最廣泛地團結教育群眾，各勸募組織還開展了義演義賣等形式多樣的活動。

　　在單位組織內的人群，因其有組織、收入較有保障而成為寒衣勸募的重點對象。以北京市為例，除了城郊區支會和工商業戶等類別屬于無單位組織之外，其余類別如“中央機關”“市屬機關”“市總（工會）直接領導的工會”“各民主黨派”等，均屬有組織的機關團體。從結果上看，越是組織性強的機關團體勸募成績越好。中央機關“募集成績比較突出”，共募集26543套，占募集總數的77.91%。“工人募捐成績較好”，各工會加起來“相當于工商界的募集”。

　　針對非單位組織內的人群，各地則開展了“有重點的勸募”。例如，北京市一些街區代表及積極分子有的“找重點戶募集”，有的“通過社會關系作個別拜訪進行勸募”，“個別還有把募集面放寬，挨戶勸募”。又如，北京市婦女聯合會和華北婦女節制會的成員“在自己上層親戚朋友中進行”登門勸募，“作了苦口婆心的說服、教育，使之由不耐煩轉為抱歉和歡喜的捐出來”。

　　此外，舉辦義演、義賣等，將收入作為代金或捐作寒衣，也是被廣泛采用的辦法。以北京市為例，在市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領導下，該市先后共義演33場，全市21家電影院也聯合義演了2場。1950年10月2日、3日，寒衣勸募總會舉辦音樂歌舞晚會，馬思聰、郭蘭英等著名表演藝術家和鐵道部文化列車、中國青年藝術劇院表演了精彩的節目。22日，華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二○五師火線劇社聯合義演話劇《沖破黎明前的黑暗》，以全部票價收入捐獻災區購置寒衣。評劇界女藝人除參加原有各劇社的義演外，還于11月4日自發組織婦女大隊進行聯合義演。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的家庭婦女組織了義賣，“由她們自己的生產部、食品組義賣點心來捐助”。

　　在建立嚴密的組織網并進行轟轟烈烈的宣傳動員后，寒衣勸募運動有領導、有組織、有重點地向前推進，涌現出許多積極分子和感人事跡，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三、寒衣勸募運動的成績及意義

　　在不到3個月的時間里，寒衣勸募運動就超額完成了任務。這場運動不僅解決了災民的燃眉之急，也配合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社會改造運動，增強了人民群眾對新生人民政權的政治認同。

　　（一）超額完成勸募計劃，及時解決了災民過冬寒衣問題

　　1950年9月19日，寒衣勸募總會在致電各地時便提出如下勸募原則：災區附近，實物為主（不論男女老少，不分新舊，單夾棉毛皮等衣服及棉被等其他御寒物品均可），代金兼收；遠地則以代金為主。據此，各地的寒衣勸募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11月底，北京市勸募寒衣運動便勝利結束，共募集各種衣服、寒衣代金折合寒衣11.75萬余套，超額完成了原定募集寒衣10萬套的計劃。12月，西南地區、西北地區也均超額完成計劃。其中，西南地區共募集代金517億元（舊幣，下同——筆者注），超過原定任務（寒衣50萬套，折合代金250億元）1倍以上；西北地區共募集代金39億多元，折合寒衣7.83萬余套，超過原定任務7.5萬套，且該區在完成任務后繼續募集了7.5萬套寒衣。總體來看，此次寒衣勸募運動成效卓著。據統計，全國共募得寒衣688.75萬余套，折合人民幣3400多億元，超額完成了原定600萬套的認募數目。

　　與此同時，各級政府、各部門通力合作，以保證將募集到的寒衣盡快送抵災區。為此，許多工作人員不辭辛勞，為寒衣運送工作付出了巨大心血。例如，漢口一位押運寒衣的同志一個人看守兩車皮，日夜行車，雨雪不停，連走十天，四五天也未洗臉，只吃冷饅頭。又如，南京的一位女同志也自愿要求押運寒衣，一天兩夜未睡。正因這些工作人員的艱辛付出，從而保證了寒衣一邊勸募一邊及時送抵災區。例如，皖北區11月已收到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和山東、河北、察哈爾、皖南等省區運抵的寒衣44萬套、代金164億元；其中，宿縣專區從10月4日就開始收到全國各界所捐獻的寒衣等，截至12月15日，據不完全統計，該區已收到各類衣物170余萬件。這些寒衣運抵災區之后，一般都能做到隨到隨收隨發。在發放時，各地通過區鄉代表會及村民大會，在調查研究、民主評議的基礎上，或結合時事宣傳和生產教育，或結合發放生產貸糧，與救濟糧一并發下去。最終，皖北、蘇北、河北、河南分別獲得寒衣335.05萬余套、73.23萬余套、26.72萬余套、86.06萬余套，共521.07萬余套。

　　此外，各有關部門還嚴格把控寒衣發放過程，避免挪用。例如，北京市煤礦工會曾致函北京市第十六區人民政府，希望能在此次募集寒衣中“抽出一小部分，配給我困難之職工”，對此，該區政府認為此次募得寒衣“系為災區所備不能移作在職工冬衣用”。但由于最終募集所得寒衣超過原定計劃不少，各地區又有一定留用。據統計，全國共計留用寒衣117.78萬余套，以救濟當地貧民及外地遷入的災民。而且，此時正值抗美援朝戰爭，共救濟朝鮮難民寒衣1萬套、代金200億元。

　　（二）推進了對舊救濟福利團體的團結改造工作

　　1950年4月26日，董必武在中國人民救濟代表會議上指出：“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救濟福利事業，在人民政府領導之下，應該吸收個人和團體參加。一切從事真正救濟福利工作的個人和團體，只要他們贊成我們共同規定的方針，愿意在人民政府領導之下工作，我們就有責任和義務同他們合作，并吸收他們參加各級救濟代表會議和救濟組織……過去某些救濟團體須改造的，在全國救濟機構成立以后，即應由其領導進行改造”。他還強調：“只有經過這番整理，中國人民的救濟福利事業，才能腳踏實地地向著完全符合于人民大眾的利益前進”。以此次會議為標志，新中國的社會救濟工作掀開了嶄新的一頁。

　　根據上述方針，寒衣勸募運動雖然吸納了改組后的中國紅十字會，但基本排除了具有外國背景的舊救濟組織的參與，并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由各級黨組織領導下的救濟組織。這一運動證明了新中國救濟福利事業方針的正確性。例如，1950年10月，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第14屆年會在上海舉行，此次會議是全國各地解放后基督教教會領袖和代表性人物參加的首次大集會，一致通過擁護《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的宣言，號召全國基督教徒“努力學習新時代知識和響應勸募寒衣救濟災民運動”。可見，寒衣勸募運動對于推進舊救濟福利團體的團結改造工作發揮了積極作用。

　　（三）增強了人民群眾對新生人民政權的政治認同

　　在寒衣勸募運動中，各級政府和社會團體均強調宣傳工作不能“單純地為勸募而勸募，要大講階級感情，革命人道主義和助人為樂的好風尚”。因此，寒衣勸募的宣傳動員工作注重闡釋人民政權的新理念。例如，話劇《沖破黎明前的黑暗》講述了抗日戰爭期間冀中平原軍民親密合作，互相依靠，與日寇漢奸頑強戰斗并最終取勝的故事。該劇“把已經走過的艱難而光輝的道路，介紹給廣大人民，是有意義的”。又如，北京市第十六區支會義演了新劇《走形式》《礦下的群眾在哪里》等，使6000余名觀眾接受了深刻的教育。

　　與此同時，勸募宣傳還強調對舊社會黑暗統治的揭露。例如，民建中央在告會員書中便指出：“由于過去蔣匪決黃入淮，益使淮流淤塞泛濫，故皖北河南信陽潢川等區災情尤為慘重”。

　　新舊對比鮮明，既讓廣大人民群眾認識到新生人民政權的來之不易，又增強了他們對新中國的政治認同。廣大人民群眾在具體勸募工作中親眼看到黨和政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后，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認同。對此，北京市第八區有居民感慨：“國民黨反動派在的時候，水淹死你，也沒人管。今天共產黨來了，才能不凍死、餓死一個人”。皖北災區也有80多歲的災民感動地說道：“我這大年紀，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好政府啊！”

　　總之，通過寒衣勸募運動的宣傳動員及具體實踐，廣大人民群眾對新生人民政權的認同感大大增強。

　　盡管由于缺乏經驗等原因，此次寒衣勸募運動中一度出現過“任務觀點”“平均主義”“干部包辦”等不足，但黨和政府發現后迅速加以糾正，“并發出通報，引起各地注意防止”，對個別徇私舞弊的干部也視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批評教育或處分。總體而言，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經過廣泛深入的宣傳動員，寒衣勸募運動獲得了巨大成功，積累了寶貴經驗。歸根結底，這得益于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是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具體體現。寒衣勸募運動中所展現的人民群眾互助互濟的感人精神和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是我們今天仍然要繼承和發揚的。

　　［作者簡介］章舜粵，法學博士，助理研究員，當代中國研究所。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