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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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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有貴】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關于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的方略

作  者
鄭有貴
發表/出版時間
2023年12月18日
學科分類
政治史
成果類型
論文
發表/出版情況
中國領導科學
PDF全文

  摘要: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回答如何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的時代之問進程中,從實現初心使命、組織壯大力量、激發發展動力等多維度展開對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的探索,作出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的論斷,形成了包括基于大局觀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必要性的認識、基于組織壯大力量和實現工農共同發展的組織建設、基于工農同呼吸共命運的內在規定性的政策制定和實施等工農聯盟體系,把為農民謀幸福與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統一起來,使農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主力軍作用充分發揮出來,在工農聯盟上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關鍵詞:工農聯盟 初心使命 組織體系 政策體系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成功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把農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主力軍作用充分發揮出來,是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一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回答如何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的時代之問進程中,從實現初心使命、組織壯大力量、激發發展動力等多維度展開對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的探索,作出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的論斷,形成了包括基于大局觀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必要性的認識、基于組織壯大力量和實現工農共同發展的組織建設、基于工農同呼吸共命運的內在規定性的政策等工農聯盟體系。 

  一、實現初心使命維度:基于為農民謀幸福與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統一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團結帶領人民進行一切奮斗、一切犧牲、一切創造的主題。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最高綱領,以及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要解決包括農民在內的全國人民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壓迫的歷史性命題,讓中國人民能夠站起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解決農民問題不是孤立地從農民問題出發,而是納入中華民族復興的全局,提出中國革命必須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并切實把解放農民和贏得農民統一起來,進而通過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把為農民謀幸福與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統一起來。這一認識和指導思想是大局觀下基于新民主主義革命要解決的問題導向形成的,經歷了逐步深化和升華過程。 

  一是基于農民需求,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作出農民是工人階級天然同盟軍的論斷。農民渴望擺脫受壓迫、受剝削處境,這一需求是農民響應中國共產黨領導,積極成為工農聯盟重要組成部分的原動力。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僅作出農民具有強烈革命性和農民是工人階級天然同盟軍的論斷,還通過主辦農民講習班等方式,啟發引導農民參加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洪流中的自覺。中共二大從國內外因素對農民參加民主革命的必然性作出分析,指出“如果貧苦農民要除去窮困和痛苦的環境,那就非起來革命不可”[1] 。1922年11月,中共中央在制定的《中國共產黨對于目前實際問題之計劃》的“農民問題”部分,指出“被數層壓迫的勞苦大眾(專指佃農),自然是工人階級最有力的友軍”[2] 。中共三大制定的《農民問題決議案》,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剝削造成農民的痛苦強調了農民的革命性。中國共產黨更是細化到階層、階級分析,中共二大使用“貧農”概念,中共三大又把地主從農民中劃出來,這有利于更加準確和更加深刻地認識到貧困農民具有的革命性。此外,農民的革命意識也經歷了一個喚醒過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開辦夜校補習班、講演及之后的農民運動講習所等方式,啟發農民認識到被壓迫、受剝削的根源在于舊制度,這喚起農民參加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革命隊伍中的自覺。 

  二是基于壯大革命力量需要,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作出了農民是中國革命不可或缺的最大因素的論斷。在工業革命進程中,中國是后發國家。盡管自洋務運動起中國工業發展進程加快,但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際,中國仍然是農業國,工人階級只占極少數,農民仍占絕大多數。基于這一工農力量的結構性國情,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實行工農聯盟是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指出:“中國三萬萬的農民,乃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那大量的貧苦農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時可以保證中國革命的成功。”[3] 1922年11月,《中國共產黨對于目前實際問題之計劃》指出“中國共產黨若離開了農民,便很難成功一個大的群眾黨”[4] 。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毛澤東基于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是滿山遍野都是農民的情況,得出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結論。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強調,中共不應只看見局處的廣東一隅的國民黨,而應重視全國廣大的農民。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像廣東這類的局面。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這種看法,是毛澤東這個農家子對于中共極大的貢獻。”[5] 這次會議只有農民問題是新提出的問題,通過了黨關于農民問題的第一個專題決議案——《農民問題決議案》。這個文件強調:“農民占中國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國民革命不得農民參與,也很難成功。”[6] 中共三大起,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更多地關注和研究解決農民問題。中共三屆一中全會通過的《國民運動進行計劃決議案》更為明確地指出,“農民在中國國民運動中是最大的動力”[7] 。到1925年1月召開的中共四大明確提出工農聯盟,并在通過的《對于農民運動之議決案》第一部分分析了工農聯盟的必要性。1925年5月,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通過的《工農聯合的議決案》,對工農聯合的意義作進一步闡析,指出工人階級推翻現存制度斗爭中的“同盟者的第一個,就是農民”;農民“所受的壓迫和剝削,較工人尤甚。中國工人階級要想得到解放,更非聯合農民共同奮斗不可”;“農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與工人聯絡,才有可能”[8] 。這些都明確了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在中國革命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三是基于實踐教訓,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作出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的論斷。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初期,沒有從中國社會階級對比力量和當時軍閥政治體系的國情出發,學習俄國十月革命式的道路,轟轟烈烈領導工人開展城市暴動,力圖在較短時間內推翻剝削制度和軍閥統治,但由于沒有發動最廣大的農民參與到革命中,不敵強大的軍閥體系,遭受挫折。1923年2月7日,北洋政府直系軍閥吳佩孚鎮壓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簡稱“二七”慘案)。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繼認識到農民在革命中具有重要作用后,從“二七”慘案中又深切認識到僅僅領導工人階級開展革命運動還不夠,需要團結各革命力量,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形成無產階級和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聯盟。1922年10月底,毛澤東在聽取蔣先云、謝懷德、劉東軒等人關于湖南衡陽水口山工人罷工計劃時,指示劉東軒、謝懷德次年到岳北搞農民運動工作[9] ;1923年4月,毛澤東再次指示水口山鉛鋅礦工人運動先鋒劉東軒、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先鋒謝懷德回到他們家鄉岳北開展農民運動。經組織發動,岳北農工會于1923年9月16日成立,全國第一個工農聯盟的革命組織由此創建。中共四大明確提出工農聯盟的政治主張,一個重要原因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基于革命挫折的慘痛教訓在于領導農民參與革命不充分。五卅運動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強化了對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的認識。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別會議制定的《關于現時政局與共產黨的主要職任議決案》指出:“只有工人和農民的聯盟,足以引導國民革命到最后的勝利。”[10]  9月1日,毛澤東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農民問題叢刊〉序》中深刻揭示了解決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的地位。他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趕速地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11] “都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應該起來猛擊買辦階級,并直接對付帝國主義,進步的工人階級尤其是一切革命階級的領導,然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之特權,則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總不會根本倒塌。”[12]  

  由上可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的探索,以馬克思主義工農聯盟理論為指引,基于黨情國情,從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問題導向展開,不斷深化了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必要性的認識,作出了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的論斷,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工農聯盟理論。 

  二、組織壯大力量維度:基于實現共同發展構建促進工農聯盟鞏固發展的組織體系  

  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探索建立和不斷鞏固的工農聯盟,不是松散的,而是通過組織化,把農民引導到共同發展的組織化體系中,形成血肉相聯的工農聯盟機制。中共一大提出要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1925年5月,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通過的《工農聯合的議決案》,提出當時工農聯合要做好3個方面的具體工作:工人回鄉時,或在其工作附近的農村向農民作宣傳,并幫助建立農民協會(一些時候、場合將農民協會簡稱農會);工會與農會互派代表,工會設法幫助農會發展合作社等經濟組織;農民如果發生經濟或政治上的斗爭時,工會應當領導工人加以援助。[13] 10月,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制定的《中國現時的政局與共產黨的職任議決案》指出,中國共產黨“要能和農民結合鞏固的同盟,才能盡自己的歷史上的職任。所以在這農民運動興起的時候,我們的根本責任,不但在于組織農民和給他們以思想上的指導,而且要在農民協會、協作社、農民自衛軍之中,鞏固我們黨的組織”[14] 。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全部實踐考察看,中國共產黨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核心是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根本政治目標。其中的子目標之一是通過血肉相聯的組織化的工農聯盟機制,聚集起共同發展的力量。中國共產黨探索形成組織化的工農聯盟機制,是通過包括了農民協會、革命軍隊、工農民主政權三個層次的組織效能實現的。 

  一是建立農民協會。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不久,就通過領導農民建立協會,推動農民組織化。衙前農民協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的第一個農民組織,這一新型農民組織的宣言指出,農民與地主的對抗不可調和,只有推翻不良的經濟制度、封建政權,才能改變受剝削、壓迫的命運[15] 。實際由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主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通過向農民講授農民運動理論、世界農民運動、農民協會和自衛軍組織方法、農民運動現狀和趨勢、中國農業情形和改良方法、農村教育、合作運動等政治理論和農民運動理論課程,啟發農民參加革命,成為培養農民運動骨干的搖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農民參與到農民協會,開展農民運動,從中切身感受到只有參與共產黨領導的農民協會,匯集成“1+1>2”的強大組織力量,才有能力實現翻身得解放,因而踴躍參加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洪流中。中國共產黨在1926年7月開始的北伐戰爭中,領導沿途農民支持北伐戰爭,農民運動在這一過程中聲勢迅猛地開展起來。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在湖南領導的農民運動,實行一切權力歸農會,開展減租減息、清算罰款、取締高利貸等斗爭,建立農民武裝鎮壓惡霸地主和土豪劣紳。農民運動動搖了封建勢力的統治基礎,促進農村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發生巨大變化。可見,中國共產黨組織農民成立農民協會,開展農民運動,也是以農民政治權益和經濟利益的實現喚醒農民的過程。覺醒后的農民,堅定地選擇跟中國共產黨走,選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參加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聯盟。 

  二是發展壯大以農民為主力的革命軍隊。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一個重要方面是基于革命軍隊由工農組成的情況,將由農民為主要力量的革命軍隊取名為工農紅軍。根據毛澤東指示成立的岳北農工會,得到農民的積極響應,不久被殘酷鎮壓,但為1925年6月岳北農民運動的再次興起打下了群眾基礎,岳北部分工農武裝力量分多路奔赴井岡山根據地。其中,在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一部分轉赴江西安源,編入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參加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并跟隨毛澤東奔赴井岡山。中國共產黨將領導的革命軍隊取名為中國工農紅軍有一個形成過程。第一次用“紅軍”一詞稱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出現在1927年黃安縣(今紅安)工農民主政權——農民政府大門的對聯。1927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部隊首次打出了“工農紅軍”的旗幟。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決定將全國各地工農革命軍定名為紅軍,1930年后逐漸改稱中國工農紅軍。在后來的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盡管革命軍隊名稱變為八路軍、新四軍、解放軍,但農民都是主體。農民除了參加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外,還參與到革命事業的諸多工作,如與革命軍隊共同保衛根據地、運送戰需物資支援前線、照顧軍隊傷員等。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引導農民參加革命隊伍,還將他們培煉成長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組成部分。1940年1月,毛澤東指出:“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16] 簡言之,以農民為主力軍的工農武裝力量,實現了工農革命力量的融合發展,是工農聯盟鞏固發展的武裝力量保障。 

  三是推動工農民主政權建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農民以歷史上沒有過的廣度和深度參與工農民主政治建設。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的農民運動,在缺乏自己的武裝力量和民主政權保障情況下,容易被反動勢力破壞。在國共合作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雖然在廣東革命政府轄區內合法化、公開化,但受諸多限制,國共合作破裂后慘遭失敗。毛澤東抓住統治階級內部破裂這一有利時機,開展邊界黨、軍隊和政權建設。根據毛澤東指示,茶陵縣工農兵政府于1927年11月成立,這是湘贛邊界第一個紅色政權。之后建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其政權性質是工農聯盟的蘇維埃政權、政治制度是工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制度。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17] 在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政府這一名稱中盡管沒有出現“工農”二字,但其政權性質和政治制度都堅持工農及工農聯盟等基本要素不變。革命武裝力量的發展壯大和工農民主政權的建立,保衛農民經濟和政治翻身的勝利果實,促進了工農聯盟的鞏固發展,聚集起農民積極支持根據地的武裝斗爭和各項事業發展的力量。 

  由上可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基于中國農民在全國人口中占絕大多數國情的把握,從壯大革命力量和實現革命目標出發,通過農民協會、革命軍隊、工農民主政權三個層次的組織建設,把農民引導到共同發展的組織化體系中,并將農民培養鍛煉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組成部分,形成血肉相聯的組織化的工農聯盟機制,這是農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主力軍作用能夠充分發揮出來的組織保障。 

  三、激發發展動力維度:基于同呼吸共命運的內在規定性構建促進工農聯盟鞏固發展的政策體系 

  中國共產黨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是以共同發展目標引導一致行動,以同呼吸共命運的內在規定性制定和實施政策,以凝心聚力。 

  一是以農民實現政治和經濟翻身解放統一的土地革命促進工農聯盟的鞏固發展。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推進農民組織化,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發揮農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主力軍作用,首先是實行土地革命,以實現農民對擁有一份土地的夙愿為切入點。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農民運動過程中,針對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領導農民由開展限田限租減息斗爭,到讓耕者有其田。在孫中山關于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主張下,國共開始第一次合作,在1924年1月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提出平均地權、扶助農工、改良農村組織的政策主張。然而,由于核定地價的改良主義辦法的不徹底性,加上國民黨組成人員中不少有地主階級的背景,國民黨平均地權的政策難以實施,地主只繳納一部分土地稅給政府,勞苦農民仍然不能擁有土地。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積極領導開展農民運動,1925年10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制定的《中國現時的政局與共產黨的職任議決案》強調:“我們的黨應當知道:我們現在所提出的過渡時期的農民要求,如減租、整頓水利、減稅、廢除陋規、收回鹽稅管理權、減少鹽稅、農民的鄉村自治、農民協會的組織及農民自衛軍等等,可以使農民革命化,可以組織農民起來,然而如果農民不得著他們最主要的要求——耕地農有,他們還是不能成為革命的擁護者。”[18] 面對農民運動的迅猛發展,地主階級和國民黨右派仇視搗毀農會,殺害農會干部;革命統一戰線中的資產階級害怕農民運動,以所謂破裂統一戰線為由,要求中國共產黨放棄對農民運動的領導。針對黨內外對農民革命斗爭“糟得很”的責難,毛澤東在湖南做了長達32天的考察,于1927年3月寫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其中充分肯定和支持農民爭取土地的斗爭等運動,鮮明指出農民革命運動“好得很”[19] 。這一領導農民革命斗爭的綱領性文獻,為歷史緊要關頭的革命進一步指明了方向,引起廣泛關注,推動農村革命運動向前發展。進入土地改革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汲取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堅定開展土地革命,沒收地主土地,將其分配給農民,讓農民擁有一份賴以生存發展的土地。1936年毛澤東在與斯諾談話時深刻闡述了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在革命全局中的戰略意義。他說,“誰能解決土地問題,誰就會贏得農民”,“誰贏得了農民,誰就會贏得中國”[20] 。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指出:“如果我們能夠普遍地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21] 在這一報告中,毛澤東將“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22] 作為新民主主義三大經濟綱領之一。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堅決滿足農民擁有一份土地的愿望,與國民黨的做法形成鮮明反差,這就使農民更加堅定地選擇中國共產黨領導。在以封建地主為統治階級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滿足農民實現土地要求,通過市場方式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通過革命的方式才能實現,因而組織動員農民以農民協會的組織化形成集體力量“打土豪,分田地”。農民運動、工農武裝割據并在農村建立根據地和在根據地建設工農民主政權,農民在政治和經濟上翻身得解放,積極參與和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這一解放農民和贏得農民的統一促進了工農聯盟的鞏固發展。 

  二是以鐵的紀律規范保障同呼吸共命運的工農聯盟的鞏固發展。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歷史,是中國共產黨及領導的革命軍隊與農民血肉相聯、同呼吸共命運的歷史,這體現在革命軍隊紀律、中國共產黨人的行動垂范、領導農民方法的探索、幫助農民解決生產生活困難等各個方面。從井岡山根據地創建起,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能夠把土地革命、武裝斗爭、根據地政權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成功走出農村包括城市的革命道路,一個重要經驗是黨群關系、軍民關系、工農關系以同呼吸共命運為內在規定性,制定和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毛澤東要求工農革命軍丟掉軍隊只顧打仗的舊傳統,要擔負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做群眾工作這三項任務。1928年4月,他汲取歷史上中國農民起義興衰成敗教訓,針對工農革命軍中時常發生禁而不止的不良行為,夜不能寐,反復斟酌,寫下《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后補充完善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國共產黨將革命軍人“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一切繳獲要歸公”和“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不調戲婦女,不虐待俘虜”,作為鐵的紀律,規范軍隊內部關系、軍民關系,受到人民群眾的真誠擁護,不僅促進了工農聯盟鞏固發展,還在瓦解敵軍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率先垂范上,在井岡山斗爭時期和蘇區時期,面對敵人封鎖嚴重缺鹽問題,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人民軍隊與農民群眾“有鹽同咸,無鹽同淡”,毛澤東、朱德經常帶領部隊下山挑糧以減輕群眾送糧負擔,這些率先垂范深深感動著農民群眾,農民群眾廣為稱頌;在抗日民主根據地,軍隊在吃穿用等物資嚴重短缺的情況下,面對困難,開展大生產運動,把負擔控制在農民能夠承擔的水平,軍民生活實現了共同改善。在領導農民的方法上,中國共產黨從領導農民運動起,就不是作為救世主凌駕于農民之上,而是主動與農民融到一起,在實踐中找到融入農民群眾的方法。革命軍隊鐵的紀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率先垂范、科學領導農民的方法、幫助解決農民生產生活困難等,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及領導的革命軍隊與農民血肉相聯、同呼吸共命運的切實體現,凝聚起工農一致行動的強大動力。 

  三是以軍民兼顧的負擔政策為鞏固發展工農聯盟提供支撐。中國共產黨從國情出發探索走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基于具有革命性的廣大農民群眾自愿對革命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持的選擇。與國民黨把戰爭的經濟負擔全部轉嫁給人民的做法不同,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實行“大仁政”取向的軍民兼顧的合理的農民負擔政策,將中華民族復興和人民的長遠利益與暫時利益統籌起來,逐步形成以財糧負擔、戰勤負擔、社會負擔為內容的農民負擔制度。加之中國共產黨鼓勵生產、節省開支,既保證了革命戰爭的需要,又照顧到人民生活水平,破解了農業生產力水平較低條件下農民負擔能力不強與不斷增長的革命戰爭的需要之間的矛盾。農民群眾以多種方式為革命戰爭提供支持,自覺支撐工農聯盟的鞏固發展,則是以實際行動對這一“大仁政”的擁護。 

  四是以解決農民生產生活困難促進工農聯盟的鞏固。近代中國農村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壓榨下動蕩衰敗。在低水平的農業生產力下,農民生產生活面臨勞動力、耕畜、農具、資金等不足問題,戰爭破壞和年輕人參軍打仗又使這些困難加大。中國共產黨在幫助農民獲得土地的情況下,還尊重農民意愿,從實際出發開展多種形式的勞動互助、供銷合作、信用合作、興修水利、推廣技術等,促進農民生產生活困難的解決,進而促進了農業生產發展,農民生活隨之改善。 

  綜上所述,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的探索,是在回答如何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的時代之問進程中,從實現初心使命、組織壯大力量、激發發展動力等多維度展開的。從實現初心使命出發,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形成了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的必要性的認識,包括首先基于滿足農民的需求作出農民是工人階級天然同盟軍的論斷,基于工農力量結構和壯大革命力量需要作出農民是中國革命不可或缺的最大因素的論斷,基于實踐教訓作出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的論斷。在這些科學論斷基礎上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把為農民謀幸福與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統一了起來。從組織壯大力量出發,中國共產黨探索以組織化促進工農聯盟,通過包括農民協會、革命軍隊、工農民主政權三個層次的組織體系建設,壯大了工農力量,促進了工農共同發展。從激發發展動力出發,以共同發展目標引導一致行動,實行以農民實現政治和經濟翻身解放統一的土地革命,制定和實施鐵的紀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規范黨群關系、軍民關系、工農關系,實行軍民兼顧的負擔政策,解決農民生產生活困難,進而形成以工農同呼吸共命運為內在規定性的政策體系。中國共產黨對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的探索,以馬克思主義工農聯盟理論為指引,基于黨情國情,作出了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的論斷,把為農民謀幸福與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統一起來,形成了包括基于大局觀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必要性的認識、基于組織壯大力量和實現工農共同發展的組織建設、基于工農同呼吸共命運的內在規定性的政策等工農聯盟體系,在工農聯盟上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共產黨百年工農關系政策演變研究”(編號:21AZD101)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工程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解決‘三農’問題百年道路、偉大成就和基本經驗研究”(編號:2021mgczd009)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2][3][4][6][7]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131,198,131,198,251,349.

  [5]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112.

  [8][13][14][18]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363-364,364,514,514.

  [9]衡山縣史志辦公室編著.湖南衡山岳北農工會[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6:41.

  [10]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3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106.

  [11][12]毛澤東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9.

  [15]武力,鄭有貴.中國共產黨“三農”思想政策史(1921—2013)[M].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13:22.

  [16]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2.

  [17]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8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649-650.

  [19]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6.

  [20][美]洛易斯·惠勒·斯諾.斯諾眼中的中國[M].王恩光,譯.北京:中國學術出版社,1982:47.

  [21][22]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2,1253.

  作者|鄭有貴,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合作經濟學會副會長。

  來源|《中國領導科學》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