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使中國共產黨有了堅強成熟的領導核心，從而推動中國革命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召開遵義會議，這是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我們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新時代新征程上，重溫遵義會議精神，對于我們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具有重要意義。

革命形勢急需成熟的領導核心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但由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中國革命遭遇嚴重挫折。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圍剿”在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下遭受失敗，紅軍被迫轉移，開啟漫漫長征。

　　長征開始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依然未得到清算，嚴重影響紅軍的決策和行動。在中央紅軍準備轉移到湖南西北部的道路上，國民黨布置了四道封鎖線。在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湘江時，廣大指戰員英勇奮戰，但由于“左”傾領導者的錯誤指揮，紅軍損失慘重。渡過湘江后，紅軍總人數由出發時的8.6萬余人銳減至3萬余人。血的事實讓黨和紅軍認識到，必須有一個懂得中國國情和革命實際、堅持馬克思主義科學指導的領導核心，才能推動形勢發展，奪取革命勝利。

　　湘江戰役之后，關于中央紅軍的行進路線，一直存在激烈爭論。毛澤東同志基于當時敵我雙方的軍事形勢，建議中央紅軍放棄北上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師的原定計劃，立即轉向西，前往敵軍力量相對薄弱的貴州，開辟新的革命根據地。1934年12月12日，通道會議緊急召開，與會的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多數同志均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意見。12月18日，黎平會議召開，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提議，會議決定放棄原計劃，轉而向貴州北部挺進。1935年1月1日，猴場會議重申黎平會議決定，批評博古、李德等人的錯誤主張，決定中央紅軍迅速強渡烏江，進軍遵義。此后，中央紅軍從江界河、回龍場、茶山關等渡口強渡烏江。6日，中央紅軍順利渡過烏江天險，使敵人圍殲紅軍于烏江南岸的企圖化為泡影。強渡烏江后，紅軍繼續向遵義方向疾進。

　　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攻克黔北重鎮遵義。9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進駐遵義，舉行隆重的入城儀式。遵義是黔北首府以及當時貴州第二大城市，也是紅軍長征以來經過的第一座較大城市。紅軍進城時，全市的工、農、學、商各界群眾興高采烈，男女老幼奔走相告，鳴放鞭炮歡迎紅軍，這是紅軍自離開中央革命根據地以來所經歷的最激動人心的場面。在遵義的十余天里，廣大群眾積極幫助紅軍籌糧籌款，踴躍參加紅軍，使紅軍兵員和物資得到補充。同時，紅軍也得到寶貴的休整時間和對革命行動進行戰略布局的契機。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該如何總結、“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該怎么糾正、黨的領導核心該怎樣確立等一系列關鍵問題，成為中國革命面臨的緊迫任務。

確立堅強成熟的領導核心

　　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和長征初期的困境，讓眾多干部和戰士認識到，這是因為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領導，以及執行了錯誤的軍事指揮方針。在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形勢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舉行擴大會議，集中解決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云、博古；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凱豐）。參加會議的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主要負責人，如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列席會議。

　　會議首先由博古作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他過分強調客觀困難，不承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他和李德壓制正確意見，在軍事指揮上犯下嚴重錯誤。周恩來同志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錯誤，并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張聞天同志作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系統批評了博古、李德的錯誤。毛澤東同志作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深刻分析和批評，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以及此后在軍事上應采取的方針。王稼祥同志在發言中批評博古、李德的錯誤，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與會多數同志不認可博古的總結報告，只有個別人為博古、李德的錯誤辯解，李德堅決不接受批評。會議最后指定張聞天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然后發到支部討論。

　　遵義會議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改組，選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在常委中進行適當分工，取消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同志為軍事指揮者，同時明確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盡管此時毛澤東同志尚不是黨中央的總負責人，也不是軍事指揮的最后決策者，但遵義會議在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的核心領導地位。張聞天同志在會后依據會議精神，特別是毛澤東同志的發言內容，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1935年2月，中共中央在云南省扎西（今威信）縣召開政治局會議，正式通過該《決議》。《決議》高度評價毛澤東等同志指揮紅軍取得反“圍剿”勝利所采取的戰略戰術，明確指出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是未能粉碎國民黨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并強調對于軍事領導上的錯誤，博古、李德兩人應承擔主要責任。

　　關于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黨的三個歷史決議均給予高度評價。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遵義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并且在這以后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2021年，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進一步強調，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推動中國革命不斷勝利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使中國共產黨有了堅強成熟的領導核心，從而推動中國革命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一是軍事上取得顯著勝利。遵義會議后，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領導集體正確指揮下，紅軍根據實際情況變化，靈活變換作戰方向，在敵人重兵之間迂回穿插。從1935年1月到3月，紅軍四渡赤水。隨后，紅軍南渡烏江，佯攻貴陽，使正在貴陽督戰的蔣介石慌忙調集滇軍前來增援。滇軍被調出后，紅軍立刻奔襲云南，兵鋒直逼昆明，迫使云南當局急調兵力固守昆明，從而削弱了對金沙江的防務。至此，中央紅軍成功擺脫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于川黔滇邊界的計劃，取得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5月上旬，紅軍巧渡金沙江。隨后，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為紅軍跳出包圍圈、繼續北上創造了有利條件。1935年10月19日，紅軍陜甘支隊到達陜北吳起鎮，至此，中央紅軍主力行程二萬五千里、縱橫11個省的長征勝利結束。

　　二是組織上更加堅固。遵義會議增選毛澤東同志為政治局常委，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這一領導集體的形成，為黨確立了堅強穩定的領導核心，使黨在面臨困難挑戰時能夠迅速作出正確決策，并保持一致的行動方向。遵義會議體現了民主與集中的有機結合。會議通過充分討論和協商形成共識，選舉產生新的領導集體。這種民主集中的方式，既保證了黨內意見充分表達，又確保了黨的決策能夠迅速、有效地執行。遵義會議后，黨更加注重組織制度建設，不斷建立健全黨的各級組織機構，明確各級黨組織的職責和權限，黨的組織變得更加有序和高效。正如遵義會議后黨中央號召的那樣，“全黨同志像一個人一樣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為黨中央的總路線奮斗到底”。這一切，都為中國革命勝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是政治上更加成熟。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重大問題，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由于與共產國際聯系的大功率電臺被破壞，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聯系中斷。在沒有共產國際幫助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中國革命的戰略戰術等關鍵問題進行獨立思考和自主決策，破除了將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和教條化的傾向。遵義會議使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掌握中國革命的主動權和領導權，翻開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新篇章。

　　四是理論上不斷創新。遵義會議前，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實踐中遭遇一系列困難和挫折，其主要原因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理解存在偏差以及對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的把握不夠準確。遵義會議后，中國共產黨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理論來源于實踐，又反作用于實踐。正是遵義會議糾正了紅軍在指導思想上的“左”傾錯誤，回到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長征才能勝利，革命才能勝利。同時，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以創新理論指導不斷變化的革命形勢，逐漸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毛澤東思想，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提供了科學指導。

　　對歷史最好的繼承，就是創造新的歷史。遵義會議充分證明，一個堅強成熟的領導核心對于黨的發展至關重要。遵義會議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歷史轉折，開啟了中國革命的新篇章，為我們今天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提供了寶貴歷史啟迪。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

　　來源：《歷史評論》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