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新中國史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時代畫卷，是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輝煌篇章。當代中國研究所是中共中央批準成立的專門從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編纂和宣傳教育的科研機構，為國家寫史、為人民立傳、為時代明德。為慶祝新中國成立75周年，當代中國研究所組織編寫出版了《新中國史研究文叢》，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和當代社會實踐，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激勵人們堅定歷史自信、增強歷史主動。

　　《新中國史研究文叢》作為一個長期項目，努力打造新中國史研究優秀成果的高質量出版平臺，不斷推動新中國史研究“三大體系”建設，為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提供學理基礎、歷史資源和智力支持。

　　作者：徐軼杰著

　　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4年11月

內容簡介

　　本書梳理了1949—1979年我國環境工作的發展歷程，對環境保護工作的思想淵源、理念創新等各方面進行了歷史考查，以期為新時代中國環境保護事業提供借鑒。

　　隨著新中國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共產黨人探索并形成了中國特有的資源綜合利用思想，創造了一套適合當時中國國情的工業“三廢”綜合利用辦法。1971年，我國開展了全國性“三廢”污染調查。1972年，出席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針對全人類面臨的環境問題，提出了中國主張，貢獻了中國智慧。1973年，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確定了中國環境保護工作的“三十二字方針”，各級環境保護機構陸續建立，開展環境保護監測和污染治理工作。

　　回顧歷史，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中，黨和政府始終是中國環境事業的推動者和領導者，人民利益是黨和政府推動環境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

作者簡介

　　徐軼杰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社會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員。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博士。長期從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環境史、國際關系史研究，2020年譯作《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獲第十五屆文津圖書獎。

目  錄

　　前 言

　　第一章 資源綜合利用思想的初步探索

　　第一節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環境衛生工作

　　第二節 毛澤東資源綜合利用思想的形成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以水資源為中心的綜合利用

　　二、毛澤東與“煤的綜合利用”的提出

　　三、毛澤東綜合利用的“麻將說”

　　第三節 綜合利用思想的初步實踐

　　第二章 全國性工業污染調查的開展

　　第一節 戰備高潮下污染問題的加劇

　　一、20 世紀70 年代初環境污染問題的集中爆發

　　二、“三廢”治理問題提上議事日程

　　第二節 全國性“三廢”污染調查的全面展開

　　一、全國性“三廢”污染調查的開始

　　二、全國工業“三廢”污染調查經驗交流學習班

　　三、《一九七二年工業“三廢”衛生工作計劃》

　　四、《關于工業“三廢”污染情況和建議的報告》

　　五、《關于轉發工業衛生、職業病防治研究協作方案的通知》

　　第三節 全國“三廢”污染調查反映的污染情況

　　一、長江水質污染狀況調查

　　二、黃河水系工業“三廢”污染調查情況

　　三、海洋污染狀況的調查

　　第三章 戰略格局調整下環境保護理念的進入

　　第一節 黨中央對國外環境保護運動的關注

　　一、國外八大公害事件的出現

　　二、現代環境保護運動的勃興

　　三、尼克松政府對環境議題的強調

　　第二節 國際格局轉化下中國環境話語的轉變

　　一、日本記者的公害講座

　　二、中國環境話語的轉變

　　三、美方力邀中國參加聯合國人類環境大會

　　四、中美緩和中的環境議題

　　第三節 出席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的反思

　　一、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的邀請

　　二、出席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的籌備工作

　　三、出席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

　　第四章 國內外環境治理經驗的借鑒與初步總結

　　第一節 中國科學家四國訪問團

　　第二節 官廳水庫水污染治理模式的初步形成

　　一、成立跨行政區的流域保護領導機關

　　二、嚴謹的科學調查

　　三、充分發動群眾

　　四、抓住重點分批推進

　　五、開展全國科研大協作

　　第三節 北京的“三廢”治理經驗

　　一、北京“三廢”污染調查的開始

　　二、1972 年：北京市空氣污染治理的起步

　　三、北京市環境保護大會的召開

　　四、北京市環境監測機構的組建

　　五、《北京市關于環境保護工作的情況報告》

　　第五章 環境覺醒：1973年全國環境保護會議

　　第一節 全國環境保護會議的提出

　　第二節 全國環境保護會議的籌備

　　一、《關于開展環境保護工作的幾點意見（討論稿）》

　　二、《全國環境保護兩年（1974—1975 年）規劃要點》

　　三、《關于城市環境保護的情況和今后的意見（征求意見稿）》

　　四、《關于加強全國環境監測工作的意見（討論稿）》

　　五、《關于防止企業有毒有害物質危害的規劃（討論稿）》

　　六、《關于〈工業企業設計衛生標準〉修訂中的說明》

　　七、《工業“三廢”排放試行標準（討論稿）》

　　第三節 全國環境保護會議的召開

　　一、會議的基本議程

　　二、大會主題報告

　　三、關于環境保護工作方針的討論

　　四、關于農藥殘留的介紹

　　五、萬人大會

　　第六章 1973年全國環境保護會議的深遠影響

　　第一節 新中國第一份環境保護法規性文件的頒布

　　一、《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的頒布

　　二、會議精神的傳達

　　第二節 環境保護管理體系的初步構建

　　一、各級環境保護工作領導機構的建立

　　二、各流域領導小組的成立

　　三、環境監測機構的建立

　　四、環境保護法制體系的初步構建

　　第三節 全社會環境保護意識的逐步覺醒

　　一、環境保護宣傳

　　二、環境保護人才的培養

　　三、環境學會的成立

　　第四節 環境保護工作的開展

　　一、官廳水系水源保護研究

　　二、北京西郊地區環境污染調查與環境質量評價研究

　　三、天津薊運河污染調查

　　四、河北白洋淀污染調查和湖北鴨兒湖污染治理

　　五、南黃海北部海域石油污染調查

　　六、北京市的空氣污染治理

　　結語：歷史的反思

　　參考文獻

　　精彩摘錄

　　前  言

　　黨的十八大將生態文明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并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攻堅克難，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實現了重大突破，生態文明建設的“四梁八柱”基本建立，生態環境質量實現穩中改善。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這樣的背景下，當代中國環境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第一部通史性專著——《中國環境史·現代卷》和第一部地方性環境通史著作——《當代上海生態建設研究》得以出版，從事當代中國環境史研究的學者不斷增加，研究活躍。但就學科發展、黨和國家需要而言，當代中國環境史研究仍亟待加強。

　　就學科發展而言，中國從20世紀70年代即重視環保研究。1973年，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達成共識：中國存在環境污染問題，“現在就抓，為時不晚”。1974年5月經國務院批準正式成立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當年頒布了《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試行）》，中國環保問題也隨之展開。對于中國環境保護的研究也引起國外學界關注，一度成為國際學術界的焦點。60年代，美國環保運動風起云涌之時，美國左派將中國想象成沒有工業沒有污染的“紅色烏托邦”，以至于70年代，美國經濟專家在國會聽證會上還認為中國沒有工業污染是幸運的。80年代以來，中國的土地退化問題和環境污染問題引起西方的關注。1993年，瓦格納·斯密爾進一步指出中國環境問題的嚴峻性。1998年1月，海外中國學研究的重要期刊《中國季刊》專門召開了“中國的環境”（Chinese Environment）學術研討會，以會議論文為基礎，1998年12月專門刊出了“中國的環境”專號，從歷史、法律、土地、水、生物多樣性、人口、經濟發展等多角度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發展歷程。1999年9月，《中國季刊》“中華人民共和國50年”專號，《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50年》討論了建國50年來環境保護機構的變遷、環境法制的建立以及自然環境的變化等。

　　21世紀以來，西方學術界形成了“以意識形態為主導的”當代中國環境史研究和“現代化壓力下的環境破壞論”。這些研究幾乎沒有一手資料，很難說是嚴謹的史學研究，對中國環境問題的認識是模糊甚至錯誤的。比如，有的學者從農業生產中的氮元素循環入手解釋中國幾千年來的環境變遷，卻將改革開放后農業生產發展片面歸功于美國將氮肥生產線出口到中國。這種模糊甚至是錯誤的片面認識，隨著該書作為第一本英語世界的中國環境史教科書而普遍傳播，甚至得到某種強化。近年來，西方學者逐步回歸學術研究，開始利用檔案和基礎文獻研究當代中國環境史。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我國生態環境矛盾有一個歷史積累過程，不是一天變壞的，但不能在我們手里變得越來越壞，共產黨人應該有這樣的胸懷和意志”。中國的環境問題也有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長期關注人民健康和人民幸福，也長期關注環境問題。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新青年》中就有多篇文章關注工人的工作環境。1923年，《廣東農會章程》明確規定了農會會務包括“辦理農桑墾荒造林改良肥料種子耕法農具及其他關于農業事項”“辦理疏浚河流湖塘修筑坡圳及其他水利事項”。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陸續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令》《山林條例》等法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新中國繼承了原有的衛生體系，又借鑒學習了蘇聯的衛生監督工作，并形成了將工業廢棄物綜合利用的思想，走出了有中國特色的“三廢”（廢水、廢氣、廢渣）綜合利用和治理之路。

　　1952年，《工廠設計衛生標準》介紹了蘇聯的工廠設計衛生標準。在此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實踐和國家發展特征形成了《工業企業設計暫行衛生標準》。中國逐步建立起以綜合利用為中心的工業“三廢”治理體系。

　　隨著中國工業的發展和國際形勢演變，中國的環境保護工作在“三廢”管理的基礎上應運而生。1972年，中國派出了以唐克為團長的高級別代表團出席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大會。1975年，國務院批準成立了中國科學院環境化學研究所，是研究環保的專門機構。該研究所后發展為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

　　在環境保護工作發展的過程中，我國積累了大量的文獻和史料，這些文獻和史料是深入研究當代中國環境史的基礎。

　　目前就作者所知，最早公開發行的環境保護文獻匯編是1974年的《環境保護文選》。地方環境保護部門最早的當屬1972年天津市塘沽區革命委員會環境保護辦公室內部發行的《環境保護文件選編》。1985年，北京市環保局為撰寫《當代北京》編寫的《北京市環境保護大事記》，記錄了1971—1985年北京市環境保護工作的重大事件。

　　隨著我國環境事業的發展和立法工作的需要，環境政策文件越來越集中于專門的環境部門和研究單位進行梳理。1982年，中國環境管理、經濟與法學會、北京政法學院經濟法教研室、北京大學法律系民法教研室聯合編纂了5卷本的《環境法參考資料選編》，系統梳理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出臺的與環境相關的法律法規。1983年，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環境法研究所和武漢環境法研究所環境法研究所合編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研究文獻選編》。2015年，《中國環境法全書》系統整理了我國的環境法律法規，為環境法制史研究奠定了扎實的資料基礎。

　　1988年，為了紀念中國環境保護事業開創15周年，國家環境保護局出版了《光輝的事業：紀念中國環境保護事業開創十五周年》。同年，為總結和宣傳宣傳“六五”期間（1981—1985）的環境保護工作，國家環境保護局編寫了《中國環境保護事業（1981—1985）》，其所采用業務領域按部門歸類為10章的模式為后來的環保部門資料匯編所沿用。

　　1988年，《環境保護文件選編（1973—1987）》是第一部由國家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出版的文件選編。在此基礎上，《環境保護文件選編（1988—1992）》《環境保護文件選編（1993—1995）》陸續編輯出版，并從1998年開始出版年度的《環境保護文件選編（1996）》，形成了年度《環境保護文件選編》的編纂傳統。2001年，當時的國家環境保護總局聯合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了《新時期環境保護重要文獻選編》。除了編纂環保系統文件，環境問題相關文件的整理與出版也同時展開，如《國土資源保護與利用文獻選編》《環境經濟政策匯編》等。

　　1994年出版的《中國環境保護行政二十年》史料價值較高。在此基礎上，環境保護部組織編寫了《改革開放中的中國環境保護事業30年》一書，沿用《中國環境保護行政二十年》體例的同時，增加了20世紀90年代至2008年中國環境保護工作的發展。但遺憾的是，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并沒有一個專門的機構來進行環境史和環保史的研究，主要依托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以項目制的形式推動環境史研究，最終在2019年推出了4卷本的《中國環境通史》，但很可惜當代卷沒能出版。值得一提的是，環境保護部2008年啟動的“中國區域環境保護叢書”，第一次從區域環境的角度對我國環境保護的歷史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總結、歸納和梳理。難能可貴的是，2021年“軍事環境保護叢書”出版，極大地加強了我國軍事環境保護領域的研究。

　　此外，黨史部門先后總結了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與環境有關的論述。1993年，原林業部編輯了《毛澤東論林業》（摘編本），在此基礎上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與專業部門合作的方式陸續出版了“領導人論林業”系列。此外，其他與環境工作有關的專題總結也陸續出版，如《曲格平文集》《林業建設問題研究》《中國生態演變與治理方略》《萬里環境保護文集》等。

　　中國有注重地方史志編纂的傳統，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進行，各地各級的環境部門與地方志研究者合作出版了大量的地方環境保護類的專卷。它們是當代中國史研究重要的線索和資料來源，如《湖北省環境保護志》《北京志·市政卷·環境保護志》等。隨著新一輪修志工作的開展，地方志研究成果也逐漸出現，如《安徽環境保護年述》等。

　　環境史是一門綜合學科，除了相關部門外，還涉及預防醫學史、林業史、環境社會學、城市規劃研究、生態文明研究、國際關系學（環境外交）等多個學科。

　　預防醫學部門曾經是新中國環境問題主要負責部門，預防醫學史研究為當代中國環境史提供了重要的視角和資料，并在近年取得了新的進展。20世紀80年代開始，由衛生部門牽頭開始組織專家系統地梳理了勞動衛生、環境衛生、放射防護和愛國衛生運動等領域的歷史經驗。戚其平主編的《環境衛生五十年》按學科門類系統梳理了環境衛生各分支門類在新中國的發展歷程。2021年出版的《中國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學科史》增加了衛生監督學等章節，進一步完善了預防醫學與環境問題關系的鏈條。同一年出版的《公共衛生史》也對衛生防疫和衛生監督體系進行了專門研究。

　　從林業史研究看，林業工作主管部門長期堅持業務資料及領導人資料的整理和出版。1960年起，林業部編輯出版了《林業工作重要文件匯編》系列資料，各地方林業系統也出版了地方的林業資料匯編，如貴州省農林廳林業局的《林業工作參政資料》、湖南省林業局的《林業工作學習資料》、云南省林業廳的《林業資料》，以及一些專業部門的資料集，為了解我國林業工作提供了基本史料。張鈞成等專家學者先后參編《當代中國的林業》《中國林業四十年》《中國林業五十年（1949—1999）》。2014年，1500余萬字的《中華大典·林業典》為了解我國林業發展歷史提供了必要的基礎和工具。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環境社會學的發展進入快車道。陳阿江及其學術團隊對太湖流域水污染產生的次生焦慮進行了研究，并對太湖以及巢湖流域農村面源污染形成的社會成因進行了探討，并提出了應對的建議。

　　當代中國城市環境史和城市規劃研究方興未艾。金大陸教授關于上海大氣污染、黃浦江水系污染、工業廢渣、綠化等問題的研究，極大地推動了當代中國城市環境史的研究。李浩在開展口述史料搜集整理的同時，利用部門檔案研究了北京及重點城市的城市規劃，探討了我國城市規劃對城市環境的影響。

　　從生態文明研究角度看，趙凌云學術團隊長期關注中國的環境保護政策及人地關系問題，2014年出版的《中國特色生態文明建設道路》討論了中國環保事業的基本分期問題。劉國新討論了新中國生態文明建設三個階段的不同特點。康沛竹學術團隊也聚焦于生態文明建設的歷史梳理和現實研究，梳理了1949年以來中國共產黨生態思想的演進，同時展開對環保史個案和理論問題的研究。此外，秦書生嘗試探討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生態文明建設思想的歷史演進。

　　中國的環境保護事業與國際關系的聯系密切相關。1972年的斯德哥爾摩會議是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后第一次出現在國際舞臺上。關于環境外交的研究已經取得一定成果，如《中國環境外交：中國環境外交的回顧與展望》《中國環境外交——從斯德哥爾摩到里約熱內盧》《冷戰后中國環境外交發展研究》《對華環境援助的減污效應與政策研究》等，但是目前基于多邊文獻和外交檔案的專業環境外交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化。

　　回顧歷史，黨和政府始終是中國環境事業的推動者和領導者，人民利益是黨和政府推動環境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新時代有志于當代中國環境史研究的同人應當打破學科壁壘，豐富自己的學科背景知識，抓緊搶救口述、文字、科技、實物等多種形式史料，利用好現代科學技術，爭取早日書寫出實事求是的符合黨和人民需要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當代中國環境史。

　　轉自“當代中國出版社”微信公眾號